《最后的决斗》：反“罗生门”的女性主义影像(7)

匠心独运的另一面也许是春秋笔法。剧本也对两人的前史做了更戏剧化的精简，比如勒格里斯其是卡鲁日早夭儿子的教父，再比如勒格里斯就任了埃克斯姆（Exmes）要塞的长官，而非卡鲁日被剥夺职务的贝莱姆（Bellême）要塞。这些都是枝节，只要表现出两人关系的轨迹和社会地位的落差即可。
不过庭审现场充满敌意的男性霸凌也是刻意制造的后果。首先是案发时法王查理六世还没有精神病发成为“疯王”，不但正常治国理政还颇有人望，并不是片中那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巨婴扮相。由于原告是前不久还在苏格兰远征中为他冲锋在前的贵族武士，他在收到申诉后对此案非常重视，并没有息事宁人，而是交由高等法院公审，也在最后的决斗前亲自指派王族担任侍从，确保装备上双方一碗水端平。在原案中，玛格丽特作为证人现身说法其实给了判官和舆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大大增加了申诉的可信度。法官也不太可能对一位鸣冤的贵族妇女单方面无根据加以刁难，更不至于放任在本案中没有立场的廷臣像刚目睹完贞德受难一样绘声绘色地威胁证人。反而是勒格里斯的证人，也就是片中那位敲开房门的帮凶仆人，不但没资格和当时王族老爷们并排坐在卡座包厢观战，反而是按照中世纪司法常规，遭受了多轮刑讯拷打，仍然一口咬定自己主人的清白。
玛格丽特的婆婆质问“你和那些被士兵侵犯的农妇有何区别”时，显然忘了阶层壁垒才是中世纪封建的底色。
当然，围绕女权叙事改写这桩历史奇案，难免有不圆熟的地方。本案的另一个疑点其实是为什么勒格里斯会放弃他在教会的特权，不去诉诸宗教法庭。除了名誉之外，在相关学术研究中，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合法的决斗要求双方社会身份旗鼓相当。为了匹配卡鲁日的骑士身份，他也会在决斗前受到册封，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对于他这样一位家境殷实、深受重用的老年乡绅来说，骑士头衔几乎是他唯一的缺憾，也是唯一输给卡鲁日的社会硬件，可能触发他的赌徒性格。如果点明他的身份落差感，反而可以和为男性自尊而战的卡鲁日形成互补，凸显所有男性当事人的幼稚和虚荣。而缺乏这唯一的猜测，勒格里斯在片中的动机更加突兀。重复一遍，在影片的逻辑里，他上门求欢一事完全没有疑问，而历史上的司法材料还不能确证这一点。他在侵犯玛格丽特的下一幕就已经向上帝忏悔，可当他拒绝教廷介入时，已经义正严辞地自称无罪了，好像完全相信了自己的托词。
亚当·德赖弗的表演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线索，让观众能理解到底他为何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