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发布2019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12)

《南方周末》的报道也存在无可辩驳的缺失，比如，其对女孩自杀的详细介绍显然违反了媒体自杀报道的要求。另外，也有媒体人指出，此文“只聚焦‘是什么’，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即悲剧背后有无更隐藏和深刻的原因，转折是怎样发生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多少？如何避免和解决……”此外，是否有必要对男方进行实名报道，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媒体同行间互不批评，是多年以来的一个默认的规则，这次《三联生活周刊》公开批评《南方周末》的报道，是传媒业很少见的现象。尊重媒体同行，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互相纠错、互相监督，但是，批评一定要以专业的形式。《三联生活周刊》与《南方周末》同为主打调查性报道的新闻媒体，专业的纠错方式应该是通过同题报道、更深入更专业的采访调查，展现不一样的真相。至于编辑个人对于新闻业务的批评探讨也值得提倡，但更适合发布在相关专业媒体或个人自媒体上。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腾讯新闻在转载《南方周末》文章的时候，将标题改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因为不是处女，北大女生遭男友精神折磨后自杀》，显失偏颇。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对此有了明确规定：“抵制严重歪曲文章原意、断章取义等不当摘转行为”。
结语与讨论
2019年传媒伦理实践争议案例中，体现出数字传播环境下传媒伦理的“三重紧张”：
第一重是专业媒体与在线媒体的价值紧张：传统新闻文化所具有的准确性、平衡性、事实核查、专业把关等，同在线媒体的精准性（分发）、倾向性、事后纠正、技术过滤等，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已经拉开距离；
第二重是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影响力紧张：“数字通信的速度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不道德形式，但却使不道德行为的实施得以在几乎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可能”；
第三重则是平台媒体和新型技术对传媒领域的侵入紧张：以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为驱动力的技术公司转型为平台媒体，以5G、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形式的新技术渗透进内容生产和信息分发，这些正“降维攻击”新闻传播领域，衍生出新的伦理恐慌。
传统的媒介伦理注重在环境、组织、个体之间建立基于“伦理价值文化”的意识形态连接，而新的传媒伦理重点，则是要构建“职业伦理 社会伦理 技术伦理”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新型伦理框架建构过程中，必然需要开放的多元主体就传媒伦理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核心困境：价值冲突、最小伤害、隐私保护、平衡透明、技术伦理等，进行平等、理性、建设性地讨论与协商。
（本文全文《2019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刊发于《新闻记者》2020年第1期，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原标题：2019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