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奴役的少女和人性复苏(2)

快乐的猪和痛苦但清醒的人，到底选择做哪一个？黑屋中的沉睡者，到底该不该将他们叫醒？奴役和被奴役者的关系到底是依靠什么维系的，恫吓和封闭是否可以长久起效？管理者禁止团体中的成员结盟，以切断成员间的感情联系，把每个人原子化，并要求她们彼此防备、互相揭发，这些措施为什么最终敌不过本能中彼此信任和想要协力的倾向？管理者本身也随时在做抽身的准备，明知道一切终究不可维系，但为什么还总会产生这种奴役和控制的癫狂欲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这个发生在密闭空间的故事里有所展现，并从虚构空间向现实空间蔓延。
近年来，恐怖片也好，反乌托邦题材也罢，都明显有了拓展自我边界的意识，甚至，有时，这两种类型开始彼此靠近，互相融合，混血出独特的面貌。《逃出绝命镇》的导演今年交出的新作《我们》就是一次典型的尝试。在上一次探讨了种族问题之后，这一次他将话题扩大到了社会的阶层对立、撕裂和拉锯，甚至进而将拷问指向整体意义上的美国。从形式上看，你很难分得清这个故事到底是恐怖片或者是反乌托邦片，它兼而有之，又都不明晰。
这是近年来这类电影的典型策略。《阴影之下》的中东女性生存境遇、《母亲！》对于环保和政治正确的关注与反讽……这一切都超出了恐怖片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概念。反乌托邦题材也一定会慢慢地发生改变，从古典模式进入“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