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秘密召开的这次会议，就在广州一所砖木房子里(2)

广州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多年经营的革命中心地，政治环境宽松自由，革命团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1923年4月，中共中央移驻广州。在这之前的一个月，中央机关刚刚从北京搬回上海。三大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四次大搬家大迁移。从党的一大开始，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组织召开的，中共六大竟开到了遥远的莫斯科。
革命不易、奋斗不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萌芽时就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股新生力量使得一切反动派感到深深的恐慌。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始终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酷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
早期的共产党人饱读诗书，懂得“万物开始，通体多难”的道理，深知屯难之世正是共产党人有为之时，懂得“刚柔始交则万物生于忧患”的道理，要学会“知险而应险，虽为贵，然屈居于下”，于是在建党之初就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只有跟国民党合作才能够双赢：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国民革命”是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革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参加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要让中国人站起来的革命！
正因为孙中山先生“高举着国民革命的大旗，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进行活动”，而且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三大后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是声明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句符合当时中国实际、带有统一战线作用、能够团结更多革命者的口号。
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谋求两党齐心掀起国民大革命之时，正是孙中山先生极其困难之际。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在了北洋军阀手里，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陈炯明叛乱，“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几经挫折后的孙中山先生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历史的选择。
那时的广州，活跃着岭南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杨匏安，杨家宗祠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基地，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广东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中共三大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都是在杨匏安影响下完成的。
那时的广州，有组织得力和经验丰富的“管东渠”。中共广东区委，对外代号“管东渠”。他们对广州城区环境和社会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为中共中央机关慎重寻找了东山的华侨洋房春园，既而以春园为中心选择了距离不到百米的两层小民房，并对会场布置、食宿安排、交通路线进行了精心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