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赶出厕所的人：三个跨性别者的真实故事(6)

“我化了妆，穿了新衣服，你愿不愿意看一下？”做好了分手的准备，欢喜试探性地打了一串文字给女朋友。
“哎，你还挺漂亮的。”
欢喜在向女朋友坦承自己是跨性别者后，又向母亲坦白，在之后的一年，都没有向父亲说明。
“有一天，我爸拿着手机问我妈，你儿子的qq怎么变成女的了？他发现我改了。”
“你儿子生理上是男的，心理上是女的，都穿裙子生活的。”母亲说。
“你现在不仅有一个儿子，也有个女儿了。”有时候独生子欢喜也会安慰母亲。对于父亲，她始终没有开口谈论过这事。
凌子卿早就和生父断绝了关系，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几年都不怎么出门。她发现甚至恐惧和别人说话，不得以出门，她会穿宽松衣物，留双马尾，戴口罩，一般人叫她姐姐，她也从不应答，怕自己直男的嗓子暴露一切，只要交流就会打破伪装。
那种恐惧来自于和社会的巨大隔阂，“恐惧随时随地过来骂街、侮辱，恐惧前一秒和别人说话，后一秒被一脚飞踹，甚至拿刀子捅我。”

↑ Laurence Philomene
社群“领袖”是必要的，超小米的活跃让更多的人知道跨性别者，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流量。那些普通人，形成一种矛盾的心里，就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不敢动，也不敢发声，既希望那些勇敢的发声者能改变一些，又害怕那些勇敢，会带来变本加厉地报复和与传统更深的隔阂。
要不然，就做HRT（激素补充治疗）或者SRS（性别重置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缺乏法律或相关机构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跨性别者，现阶段存在的有效证明是性别识别障碍诊断以及易性症诊断，但后者并不适用于泛性别者和其他非二元性别者。而要获得这个证明，有着监护人陪同和年龄要求，意味着需要提前上演一场家庭的决裂。
同时，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任何人都不该为了成为‘真正’的女性或‘真正’的男性而被迫做出或放弃关于自己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个人决定。跨性别女性的安全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冒充’成‘正常’女性；作为跨性别主义者，必须不断在女性主义原则与对安全与舒适的需求之间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