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40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2)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城都要走河边，大雾聚集。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剃阴阳头，渴望儿子能够借此改变命运[1]。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字字铿锵：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讴歌：1977年，没有冬天。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希望，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清末，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之前，大学在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1951年），最后是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废除，此间15年共招生合计231万人。
1966年，风向骤变。6月11日，以孔丹为代表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学生，察觉到风向的变化，瞅准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呼吁立即废除高考。这封信以独特的方式传到最高层，随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报》，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里去”。
于是很快，高校招生就变成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四条方针。
凡是走“推荐 批准”的路子，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套路，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你说厉不厉害。
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组织了有30名科学家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武大教授查全性言辞激烈，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