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40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7)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放弃体制内的舒适待遇，显然是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比如，92派下海多从事房地产、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厮杀。陈东升后来总结道：“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句话里，“余威”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5]：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第五次： 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