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卷风猎人“萨马拉斯”的最后一次追风(10)

其中“内因”说，无论是人口压力说、进化说、还是竞争宴享说，都倾向于将“农业起源”归结为人类演化历程中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是人类体质与心智演化、社会形态与结构转型道路上必经的一个站点。这些理论有利于解释为什么全球不同起源中心的相互独立的现代人群，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节点而非更早或更晚，分别开始了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但无法解释最初的农业仅在全球几个特定的地区出现，也就是农业起源中心的特殊性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
而“外因”说，包括气候适应说、新仙女木气候波动说、环境协同演化说等倾向于将“农业起源”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或者环境过程中，人类的适应性行为，这个过程考虑到复杂的外部条件，并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些“外因”说有利于解释农业起源的区域不均衡性，以及为什么农业起源于一些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点和特定的驯化作物，但是又不好解释全球农业起源的普遍性和同期性。
毫无疑问农业起源是由于“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但是相比于扑朔迷离、难以量化表述的“内因”，讨论农业起源过程中其周边自然资源、气候过程及生态环境变化等“外因”，在近年来更加受到自然科学学者们的青睐。考虑到每个农业起源中心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气候过程，潜在资源条件以及古代人群文化不尽相同，在全球每个农业起源中心，每种驯化作物都经历了不同的演化历程。理解这些特定地区的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过程以及相互关系，可以为完善“农业起源”机制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北方是黍/粟(糜子Panicum miliaceum/谷子Setaria italica)农业的起源中心，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在黍粟农业起源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对两种作物起源传播时空特征的理解，但对其起源过程和机制仍然认识不清。不同于旧大陆其他驯化作物如小麦和水稻等，黍粟属于为数不多的“小粒”C4类型作物。这些相对独特的植物学特征，不禁引人深思：两种C4作物如何成为早期人类优先栽培的驯化对象?自然和人类两类因素如何影响黍粟农业的起源和形成?两者在这一过程中相对重要性随时间如何变化?
近日地球科学Nature Index杂志《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发表了由中科院古脊椎所/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中心李小强研究员团队，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徐海教授和德国哥廷根大学Hermann Behling教授课题组合作研究的题为“Relationship Between C4 Biomass and C4 Agriculture During the Holocen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illet Domest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的研究论文。该工作基于稳定碳同位素、花粉、炭屑以及AMS14C年代等多指标记录研究了东北查海遗址的农业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收集目前已发表的碳同位素和考古学数据，探讨了全新世中国北方区域C4生物量(C4植物的相对百分比)与C4农业历史的关系，为理解北方黍粟旱作农业的起源过程和机制提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