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魔头”更令人憎恨？(8)

处理公共秩序案件时，司法体系往往会引发愤怒情绪。由于大量涉及的案件都是因政治自由的实践而引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公正感。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两性在法院的遭遇并无差别，但是当女性组织为女性权益的游行时，情况不一样了。
在纽伯里（Newbury）格林汉姆审判的前期，女性聚在一起、要求和平的欢庆气氛渗透到了法庭。地方法官对面前形形色色的女性感到困惑不安：不同阶级、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女性，女同性恋，修女，母亲。当时我受委托为一群女性辩护。一次法律辩论没有成功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我退出，这样她们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声明。我坐在一边，亲眼目睹向来严格的法庭程序被改变了——这太了不起了。这些女性一个接一个，有力地解释了她们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被告席上人数众多，她们没有被吓倒，在通常仅限于男性的舞台上自由表达自己，并互相鼓励和支持。
然而，这场女性的叛乱必须遏制，于是这些女性被分开，一次只审判一两人。这些多样的女性很快被媒体描写成1970年代的刻板样貌：工装裤、刺猬头、不相配的耳环、没有口红的痕迹。传言中，这个或那个女人是厌男者，离经叛道者，放弃了对家庭、炉灶和孩子的责任，在男性领地边上转悠。法庭上很快表现出了对格林汉姆女性的敌意，即使是最轻微的妨害案件，也会询问这些女性有没有子女，她们被捕时谁一直在照顾她们的子女。而站在纠察线上的矿工永远不会被问到这些问题。
在媒体的报道中，格林汉姆案从一场合法的和平运动，变成了一场滑稽表演，最终沦为一场变态秀。这一过程就是在法庭上完成的。
当代政治已经抛出了另一种政治女恶魔。女性恐怖分子很特殊，因为她挑战了众多女性犯罪的悲情色彩。她对国家的攻击是双重的：一是直接的方式，用炸弹袭击国家机构；二是间接的方式，对抗女性作为社会基础的传统角色。
年轻女性与权力相结合，似乎很性感，“冷酷”、“精于算计”和“无情”等词常常与“迷人”、“活泼”和“漂亮”并列在一起。爱尔兰共和军中有很多活跃的女性，男性警察、律师、法官和记者都被女性手持阿玛莱特（Armalite）步枪的形像迷住了——但他们也害怕其背后隐含的意义。贯穿这些案件的是一种恐惧感：女性竟会利用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来使他们放松警惕。
性与罪、惩罚与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审判参与政治的独立女性时，这些因素主宰了法庭的氛围，其结果是，微妙、潜藏的判断影响了审判的进程。在最终判决时，女性并不会被区别对待——在这点上没理由批评法院不平等——但是一种对她们的担忧和恐惧影响了庭上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