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娱复工人：逃离，生存，继续生活(2)

手头的拍摄工作，因为疫情已经耽搁了三个月，为此甚至失去了一些项目。为了整个公司的“生计”，张悦决定离开上海，来到厦门继续拍摄，不耽误此后的拍摄进程。
到达厦门的时候，好巧不巧，北京疫情又起来了，团队的人员困在北京出不去。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张悦在福建幸运地找到了曾经合作过的导演与摄影师，临时组起了一个拍摄组。
一旦离开厦门拍摄，就会再次面临人手缺失的问题。张悦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随时了解北京疫情政策，想办法让团队的人能尽快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就是继续在拍摄地找好的且有信任关系的团队，尽管这并不容易。
庆幸的是，疫情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6月2日，北京的拍摄团队到了厦门，“终于结束了老板一人独自复工20天，团队全员居家的局面。”
一个人养活一个团队，张悦的故事，要从三月上旬，上海疫情还未真正蔓延开始说起。
那时候，张悦正带着四五个人的团队在上海为接下来的纪录片做调研，这部纪录片他很重视，是关于喜剧行业的，张悦打算做成中国首个此系列的纪录片，即便费用要比他之前拍摄的其他领域的纪录片低不少，他也乐在其中。
疫情加剧得有些突然。调研的间隙，张悦就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封控消息，但他觉得问题不算很大，坚持一下应该顶得住。于是，他和团队商量，先让拍摄团队的导演回北京，在上海本地保留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主力，继续调研任务。
然而当拍摄团队的成员到达虹桥机场的时候，健康码就已经“黄”了。两位导演先是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进行完整的隔离之后，才返回北京。
而这只是团队多地辗转的一个开始。
四月底，北京疫情严重起来，居家办公成了各公司五月的常态。张悦陷入了更深的焦虑中，团队三四十号成员，都陷入了居家且手头上没有工作的状态，“凑巧的是，上半年的项目很多都在上海，百分之八十的项目也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四月底的上海，已经出台了返乡政策，每天也会有四列高铁从上海分别驶向杭州和南京，但票很难抢。抢票的不仅是要出去的上海异乡人，还有沿线居民。
张悦有一个一起共事过的朋友，彼时已经从上海离开，没有高铁票，就开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私家车回家乡成都。
“接收地的街道或单位开返乡务工证明，上海的街道或者居委会同时开允许离开的证明，就能走。”
按照流程走，团队三五天的时间就做好了准备，但张悦的家乡就在上海，理论上无法符合“返乡务工”的条件，“外地人才有乡可返，我去找居委会的时候，居委会就会质疑。他们看了我的310开头的身份证，说你返什么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