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来信》背后的说唱精神(5)

今年10月，人民日报官方发布了歌手李宇春和《说唱新世代》选手于贞、AK刘彰等共同演绎的全新版《国家2020》。由此可见，说唱音乐和主旋律歌曲一样可以融合，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开始跨领域的对话。
说唱作为一种舶来品，近年来才在国内掀起了一波热度，但仍被视为是小众文化、亚文化的音乐形式。20世纪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最早提出“亚文化”的概念，这个术语曾专门用于青年群体研究，指代的是有别于主流文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具有边缘性、抵抗性、风格化等特点，以街舞、地下说唱、街头涂鸦为代表。
学者迪克·赫伯迪格认为，“所有的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在他看来，亚文化群体需要舞台来传达自己的价值观，而在消费社会中就必须与商业资本结合。这就意味着，亚文化在实现经济追求的同时必然会被逐渐消解。
而《说唱新世代》证明了亚文化虽然是一种边缘文化，但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亚文化也能走主流路线。

“老年组”选手生番取材生活，一首《而立》“举杯送流年”，唱出了中年人的洒脱和担当；人气选手陈近南《来自世界的恶意》专为抑郁症患者所作，为之发声与之共情；汽油队《We We》则以和平与爱为题，聚焦宏大叙事下的平凡人物，在保持说唱本色的前提下又开拓了视野。
边缘不代表格局小，个性不代表自我束缚，与商业结合也不代表丢失本真。
正如《书院来信》创作者圣代在节目播出后的发文：“或许我的舞台照亮不了黑暗的角落，我的歌曲也拨动不开厚重的迷雾，但我依然相信无数微弱的火苗汇聚足以驱散刺骨的冰冷。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这个舞台打破了大众对说唱歌手的刻板印象，说唱不只有暗黑和宣泄。当说唱作品承载了现实映射的厚重感和底层关怀的责任感时，它也可以成为新世代的发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