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六十年代的迟到者：黑人运动，美国的出走与带回(15)

是否能克制绝对自由的幻觉而寻求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辩证统一？在那个关头，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人们指向两条路。
在这个节点过后，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小组，美国的黑人解放军及气象员等激进的暴力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派今夜就改天换地的模样（当然，在第三世界，更残酷的武装斗争早就如火如荼了）。而更多的未能迈出这一步的，又在超凡的宏伟仪式感的纾解下，做好了回过头和日常和庸俗破镜重圆的准备。朝着灵修、致幻剂、东方神秘艺术、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在这一脉络里，他们只选取革命的反常、激越、释放而对革命要求的组织、纪律、集体、残酷和漫长则无法认真面对。并放弃把握对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塑造的人格与伦理观依旧强大地起着作用，它使得革命行动始终无法摆脱既有的认识范畴，不能创设出新的矛盾（尽管在语言上行动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最终导致了反抗的空洞化也即政治的消亡。真正支配1968一代激情的核心是个体自由的世界观。
这些单纯关注自我感受，认为解放乃是每个个体从压抑的社会中直接挣脱而就可以达成了，激情反而使得严密的革命组织和机器更难造就了。从这一点说，六十年代在1968年那一刻已经发展成一个包含着自我瓦解的情形，那些使得革命的火焰骤起的因素在其后的某一时刻走向了反面，恰恰将革命釜底抽薪。造就1968的条件也注定要毁了它。

1968年是个分水岭。大部分“六八一代”在超凡的宏伟仪式感的纾解下，做好了回过头和日常和庸俗破镜重圆的准备。朝着灵修、致幻剂、东方神秘艺术、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地下气象员就活动在这两条路的纠葛中。
1970年5月21日清晨，KPFK广播台接到自称地下气象员的来电。电话那头是博纳丁·多恩（Bernardine Dorhm）。此前，人们只知道她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J.D.）并协助过马丁·路德·金工作。但此后，她被联邦调查局列入最高通缉的十人名单。她当时在电话里语气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