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欧美电影创作观察(7)

电影《悲惨世界》——直指法国当下的严峻形势
其中马蒂·迪奥普和贝特朗·波尼洛不约而同地采用僵尸和鬼魂出没的寓言故事形式来对这些由于殖民剥削制度所造成的持续性伤害和不公正现象进行思考。《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专门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为题介绍了此类影片，曾被视为“他者”的葬身大西洋的达喀尔建筑工人和变为僵尸的海地女孩重新被赋予了言说的力量，纠正了此前的历史叙事并化身为正义的象征。
《同义词》则从“语言”的角度来关注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悲惨世界》将镜头对准了各种族复杂冲突不断的巴黎郊区，而被誉为未来的肯·洛奇的马克·詹金则通过《诱饵》反映了当今英国脱欧所造成的严重分裂情绪。
著名的电影理论家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esser）曾提出欧洲存在三大创伤：身体政治的创伤、战争大屠杀的创伤以及与伊斯兰教国家对抗和和解的创伤，而这也成为了欧洲电影的重要叙事资源。在《痛苦与荣耀》中，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直面自己在身体和情感记忆中的各种伤痛，并最终在艺术中实现了治愈与救赎。

电影《无主之作》
“把个体的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观看经历”
俄罗斯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德国导演冯·多纳斯马尔克的《高个儿》（Beanpole）和《无主之作》（Never Look Away）则以二战创伤为影片题材，前者用诗意的影像语言刻画了两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苏联女战士，直击战争对人心灵的戕害。后者则是导演继《窃听风暴》后推出的新作，影片灵感来源于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人生经历，讲述了纳粹政权带给一代人的阴影与创伤。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执导的荣获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年轻的阿迈德》（Young Ahmed）则继续关注陷入困境中的青年话题，穆斯林少年阿迈德的故事背后是导演对宗教极端主义与青少年暴力的担忧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