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余华著）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3)

《第七天》广泛涉及官僚腐化、官民对立、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暴力执法、食品安全、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城市鼠族等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其通过杂闻的“信息价值”和隐喻功能来对当下政治发言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余华对众多杂闻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不是随意的，而是慎重的，这也并不单纯是一项技术问题，改动多大程度，朝哪个方向改，怎么结合杂闻和文学想象，都包含着余华对这些社会新闻的认识和理解，折射着余华对这个社会的思索和期望，也暗示了作为作家的余华在对这个社会发言时为自己选择的立场以及他对发言尺度的考量。《第七天》几乎零距离地逼近社会现实，使小说文本与社会文本对彼此完全敞开的原因吧。平心而论，余华的铤而走险不能说是失败的。在余华自己，他又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和艺术蜕变，他为“政治”写作的初衷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当代小说而言，《第七天》提供了处理当下题材的另一种新的方式和可能性。
当然，在收获政治性的同时，《第七天》也付出了艺术性不足的代价，这从人物形象的苍白、细节的粗糙、情绪的泛滥以及语言的乏味等方面，都可见一斑，这里不细论。
《第七天》描写的都是日常见怪不怪的新闻事件。譬如，暴力拆迁、灾祸后有关方面瞒报死亡人数、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男子假扮女人卖淫，等等。每个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因为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新闻里面，而在新闻里面发生的暴力拆迁等，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新闻里面的日常生活，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人有一个怎么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
《第七天》借助一个死人赴死的魔幻故事外壳，将一段衍生于中国当代的残酷写真展现了出来。用文艺作品触及读者的心头之痛似乎并非多有难度之事，而是在触及之后还要留有余响和余震则变得凤毛麟角。《第七天》中的“我”在餐馆吃饭意外死亡，揭示了一种唐突的、贸然的命运降临，它不寄托于非凡或者离奇的生活，而是对苦命的一种无可奈何。而这如何造成的，以及现实对悲剧性命运的反馈又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的作家连追问和冒犯的心思都没有，在残酷而凛冽的现实面前，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已率先被敲打得七零八碎。
《第七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借助新闻热点，但非为了制造噱头。相反，这种处理会让读者的悲喜更身临其境，感慨更深。漆黑之中，余华小心翼翼地擦出一束束温暖的火苗，给死去的人最体贴细微的安慰，不至于让读者在喘息间完全绝望——李青死后忏悔，承认丈夫只有杨飞一人；鼠妹的男友伍超虽然最后死于卖肾，但他并未为了物欲而是希望圆满真爱；郑家夫妇无辜，不过他们有个最坚强懂事的女儿；饭店老板谭家鑫生前善良体贴，至死也没有夺走他快乐的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好”；说到最曲折离奇的李姓男子被扫黄警察张刚踢爆睾丸而寻仇杀人的恩怨，两人死后也一笑泯恩仇，成了最好的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