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运的女孩》——正义无法实现的时候，发声本身就是正义(3)

那么如果蒂芙尼去报警会是什么结局呢？她是自愿参加聚会的，而且她在聚会期间大量饮酒，神志不清，即便是她遭受侵害时试图反抗，但也大概率因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迪恩等人在违背她的自由意志强行发生了行为，警方很难界定究竟是男女在醉酒状态下自愿发生的行为还是性侵。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性侵认定的盲目扩大造成冤案，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应事实，否则性侵是比较难认定的。难以认定为性侵是受害女性遭受侵害后保持沉默的另一主要原因。因为指控成功的概率太小，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和精力太大。
话语权缺失的环境中，受害女性必然面临的困境
蒂芙尼受害后的第二天一早，就购买了避孕所需物品。当她向同行的男同学表示自己可能被性侵后，遭到了男同学的耻笑。很快男同学将这件事作为谈资告诉了其他同学，蒂芙尼受到了来自学校四面八方的荡妇羞辱。迪恩等人还恶意造谣她自愿与多人保持肉体关系，是一个想要给二代做女朋友却因为自轻自贱而被拒绝和抛弃的可怜虫。
其实这种套路是加害者们惯用的技俩。冤枉你的人比任何人都知道你有多无辜，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维持自己的虚伪形象，加害者往往会通过给受害者泼脏水的方式抢占道德制高点，把握舆论上的优势，让受害者的陈述变得不值得相信和同情，达到避免事实被曝光、自己被追究责任的目的。
蒂芙尼回到学校后，拉森先生出于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学校报告了蒂芙尼在舞会那晚发生的事情，请求学校向警方寻求法律帮助，但校方显然不愿意将事态扩大，反而在询问蒂芙尼时反复问蒂芙尼是否醉酒神志不清、是否作出明显反抗的行为等等，而不询问加害者的行为细节。这种强迫受害者回忆案发时的细节的询问无异于二次伤害。往往受害者会因为记忆模糊而难以回答细节问题，导致自己的陈述前后矛盾降低可信度。受害者也常常因为回忆案发经过太过痛苦和羞耻而放弃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