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的黑色幽默：我用“西班牙流感”代替枪炮，送你回家可好？(6)

战争与流感之间，并无直接因果，但士兵的大规模流动，加速了病毒传播，加上封闭的军营和糟糕的卫生状况，更增加了病毒的变异风险。待第二波流感大爆发时，致命性也随之大增。
当时的欧美主要大国，都处于战时机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有失妥当。
例如1918年9月3日，波士顿市立医院已经接收到了第二波大流感的患者。但在同一天，当地仍按原计划举行了“为自由而战”的大游行，参加者多达4000多人，包括1000多水手，2000多市民和船坞工人。这简直不是游行，而是No Zuo No Die 的为病毒开Party。

密集群众游行
果然，十几天后的9月14日，波士顿已有46人死于流感。
而在民间，惯常的阴谋论如约而至，人们纷纷传言，这是德国人搞的细菌战或者化学武器芥子气，德军将流感作为秘密武器，用潜艇将污染源长途运输到美洲来。无良的协约国政客，趁机鼓吹，大流感是德国人即将发动的生物战的序曲，以此为号召，煽动民众情绪，实施战争动员。
到后期，则是各路偏方神药满天飞，例如松节油加糖、煤油加糖、大剂量服用阿司匹林（每天高达30克）等等，因此导致，很多人没被流感击倒，却死于阿司匹林中毒。

流感爆发期间的防疫宣传画
但自上而下，却少有人在第一时间，正确采取防护和隔离措施，以致于，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都曾受流感侵袭。威尔逊身体严重不适，这也是他在巴黎和会上发挥不佳的原因之一，作为战胜国，美国人并未拿到自己预期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