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谈“语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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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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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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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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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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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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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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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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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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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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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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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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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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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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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