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前三季回顾：平庸的恶，何以成为可能？(2)

曾经民主至上的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端的？从高度的民主、文明走向高度的集权和野蛮，这其中可有着社会逻辑的必然？《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国是一种极端条件下发生的偶然，是文明的一种损伤？还是现代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

这到底是国家还是大型养殖厂？
第三季中让我印象至深的是劳伦斯夫妇。
劳伦斯夫妇和前两季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其他主教夫妇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象福瑞德主教夫妇那样看上去有着明显的野心和欲望，也没有福瑞德成为特权阶层后的欣喜和掌控欲。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体现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内心的痛苦纠结，而且劳伦斯的夫人因为内心过于痛苦，而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障碍。
而劳伦斯，初看他的言论，会以为他只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但如果细想，也觉得相当可怕。

从劳伦斯的身上，让我想起了一个名词：园艺社会。
将整个社会看做一座可供修剪的花园，用剪刀（权力机器）和设计图纸的思维，雄心勃勃的想把社会修剪成期望的模样，是一种纯粹工具理性的后果。
劳伦斯对琼说：我可能都比你更爱你的女儿，我为她们拯救这个星球，我在为后代补充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