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英雄史能否持续？(12)

既然环境中有凶猛的掠食者，弱小组织中的每一只“羊”就得彼此携手。“社会性起源于对抗敌人”。任正非说：“天冷的时候，朋友就会聚在一起靠得一些，互相取暖。”1＋1＞2，1＋N大于无穷大，个体的潜质不可测，群体的潜能甚至会无限放大，人类迄今为止并不知晓一个人、一个组织的能力扩散边界究竟有多大。“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能飞多高就飞多高，环境逼出了一部人类的合作史、创造史、生存史。
毫无疑问的是，卓越的集体学习能力、高度的群团凝聚力和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才是华为30多年成长背后的神奇方程式。
对任正非和华为来说，命运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历史总是喜欢“漫画”成功者，将他们僵化成一堆符号。我们今天听到的、看到的关于华为和任正非的许多传说都距事实相去甚远。
一些名头或大或小的人士撰写的“华为揭秘”著述，留给你的基本印象是千篇一律的披荆斩棘、高歌猛进、出神入化，无往而不胜。但事实却无比残酷，华为从创立至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差点破产、倒闭、崩溃。一位近距离追随任正非近30年的华为高管，在202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无比感慨地对我说：“又扛过了一年。华为几十年有多难没多少人知道，包括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
许多民营企业在过去遭遇的几乎所有磨难华为都遭遇过，而华为遭遇过的苦难与风险却是许多民营企业都不曾遇见的。因为华为扩张得太猛烈、成长得太迅速，躯体的异常发育时常会撑破旧体制的“袍子”，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因此它注定了“命苦”，注定了必须“命硬”才能熬过去、挺过来。
在和深圳市政协委员们进行的一次读书交流活动中，有委员问我：可否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华为成功的原因？我脱口而出：深圳＋任正非！深圳是中国的制度创新试管，任正非有强烈的实验精神，华为是深圳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任正非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共同孵化的实验品。有华为高管认为，华为如果不是在深圳，可能早就夭折了。
华为的全球化是被逼出来的。“撒豆子战略”起初并不成功。1997年，刚刚赴任拉美地区部经理的曹贻安带了七八个人，走一个国家撒一颗“豆子”，走到最后一个国家时，前面的“豆子”都跑了，他也跑回国离职了。但也一些“豆子”顽强地破土而出，甚至在峭壁上扎根。如果你读过我主编的两套系列丛书《枪林弹雨中成长》和《华为访谈录》，同时对500年来的世界商业史也有所了解的话，你一定会得出和我相似的结论：华为的全球化是20世纪以来最具悲壮色彩的商业长征，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