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玩十年，“不守信用的英国佬”英国玩外交是真高手还是假精明(3)

综上所述，诚如30年前英国专栏作家保罗-约翰逊所言：无论哪个党派上台，英国人总是习惯按照他们的思维和利益去塑造欧洲。外交上，任何国家当然必须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然而，英国的欧洲政策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脉相承。远则，英国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光荣孤立”的余荫之下；近则，他们显然在践行丘吉尔的忠告：英国根据历史、地缘、利益的选择而决定是否进入欧洲。
因此，英国不能够接受他们被淹没在某种人为的欧洲合众国里。为了维护英吉利民族国家的独特性格，他们的民众随时准备保护着他们的利益与自由。那么，英国人的“超然”态度又是如何与其传统思维相互影响的？
二
80年前，德国学者赫尔曼·坎特罗维兹（HermannKantorowicz） 就对英国人如何看待其外交的思维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他在《英国政策之精神》一书中写道，英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三个重要特征：“主持公道、目的性强以及奉行人道主义”，但它的弱点则是“缺乏理性”。结果，英国外交政策常常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且游离于人道主义和自私自利之间。
正因如此，当所有国家首先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时，由于英国人在处理国际危机时，先是表现出崇高的道义精神，继而追求现实的结果，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领导人认为英国人是虚伪和不可信任的。
不过，在国际政治的纵横捭阖中，国家之间很难做到开诚布公。熟谙权术的欧洲政治群体自然不会像媒体或学界那样对待英国。因此之故，欧洲人习惯地认为英国人在外交上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常常在自鸣得意中流露出某些轻信，偏执和乐观的态度。
即使那些对英国持友好态度的人也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英国外交官往往缺乏欧洲大陆国家强调的职业素养和深刻的洞察力。当英国尚未衰落之际，其国力能够在一定的程度内弥补由于思维简单和计划欠周全所导致的损失。
例如，一战后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行将面临的未来挑战，于是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尤其是学界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辩论，即英国如何与其它的欧洲国家在国联的基础上共同承担集体安全责任，最终推动全球范围的裁军计划。尽管这一计划被时人讥讽为“乌托邦主义”，但英国民众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程度之高，让其他欧洲国家相信英国政府有能力调集全国范围的资源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
不过，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在英国议会和公众场合展开的激辩甚至阐述的外交议题，到底有多少是基于精准的信息和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