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诺贝尔文学名著(6)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