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推理外壳下人性之声的回响(2)

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一文中，对文明的性道德与自然的性道德进行了区分，弗氏将文明视为自然的对立面。在徐山川买凶杀人的这条犯罪链上，文明的压抑及与之伴随的资本异化，将人普遍地投入到一种“变态”的境遇之中。而另一条线，冉咚咚的人格偏执与精神妄想、慕达夫因父母控制而对“套路”的极度厌烦等，也有着文明规训对人性压迫产生危机的前兆。
当然纯从小说技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心理推理，同样成立。将叙事线分成两条的好处在于，冉咚咚在追问丈夫时产生的心理压抑对案件调查的紧张气氛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书中冉咚咚因精神压力过大选择以割腕的方式体验凶手的作案心理，读来令人胆战心惊。此外，由于作案人本身的手法并不复杂，因此根据推理人与读者的“均等线索原则”，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必须设置一个个有待击破的心理防线，以作为推理人行动过程中的障碍，也即心理推理在客观上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
最直接的通过心理学断案的技巧在小说中同样有体现，最鲜明的例子一个是，冉咚咚通过伪造的夏冰清带血的内衣诱使徐山川承认了自己的强奸行为。另一处则是在小说的结尾，冉咚咚通过点出徐山川的女儿实际是他的妻子和健身教练出轨生下的事实，将沈小迎的心理彻底击溃，并最终交出了自己丈夫的犯罪证据。
作者看上去是在写一本推理小说，但他实际感兴趣的是这一推理外壳下人性的危机与伦理的崩坏，这就使得《回响》与传统的推理小说区别开来。
小说中的两条线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两组伦理关系，在小说的第七章，作者通过卜之兰的供词成功地将两组伦理关系联系到一起，至此两条线变成了一条线。作者的处理显然是先锋性的，他并不尊崇于常规的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设定，好人未必好，坏人也未必坏。另外，作者还作了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的地位“颠倒”，男性看上去强大实则脆弱，女性看上去软弱但更成熟。
无论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这样的设定都有其深刻性，因为它恰恰对应了当下社会的某种现实，即两性关系或更普遍的社会关系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人的境遇不再仅根据他的性别身份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直接决定。同理，一个人幸福与否，也不再与金钱、地位直接相关，后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而幸福牵扯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伦理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东西。
从《耳光响亮》开始，作者就致力于探讨现实、人性、伦理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通过推理小说的形式，作家持续思索的文学核心问题再次以相当精彩的方式呈现。无论从小说最终的完成情况，还是作家求新的勇气来看，都值得高兴。（蔡岩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