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从“四个故宫”建设体系到使命与担当(6)

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寄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列入世界博物院之首。”[4]在当时，故宫先辈们更是对故宫学术单位、清水衙门的性质了解透彻。据1929年故宫博物院全年工作报告称：“本院职员多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故尽义务者甚多。即有报酬，亦极菲薄，至多之生活维持费，仅给百元，少只十五元，为各机关所罕有。而同人工作精神，则殊奋发。栉风沐雨，毫无倦容。盛夏严冬，工作尤苦。或冒暑巡行于永巷之间，或呵冻植立于冷殿之内。皆为寻常人所不能忍受者，而本院职员，皆身受之。此无他，一为保存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计，人人均视为分所当为，故不觉其苦。一则视本院为天然研究所，不为衣食计，而为学问计。
同人具此精神，得以维持以至今日。且努力进行不懈，亦职是故。”[5]文物南迁时，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李济就曾评价：“查原有之故宫组织，为一纯粹的学术性质，其行政机构亦偏重于此类功能。”[6]
专门委员会制度是故宫博物院学术性质的另一体现。1929年4月故宫博物院在古物、文献、图书三馆，下各设专门委员会，以协助各馆馆长处理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大力推进故宫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无权无薪，工作重要，聘任标准极严，但故宫博物院独特的文化地位，时人将其视为重要荣誉职务，因此先后聘请到了王禔、陈寅恪、余嘉锡、卢弼、郭葆昌、陈垣、朱希祖、福开森、赵万里、钢和泰、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到1930年底院内外共聘专门委员47人。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既提高了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彰显了故宫博物院开放办院的学术品格。1933年7月15日马衡暂行代理院长职务后，以文物南迁工作为重心，主持进行了新的博物馆体制变革与业务工作调整，积极进行博物馆学术建设，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是改组专门委员会，将委员分为特约专门委员与通信专门委员。
特约专门委员是直接参与故宫文物清理、鉴定及审查工作，通信专门委员是给予知名学者的荣誉性职衔，也在文物审定等工作中以备咨询，给予指导。根据现实工作需要，马衡提出分立书画审定委员会、陶瓷审定委员会、铜器审定委员会、美术品审定委员会、图书审定委员会、史料审查委员会、戏曲乐器审查委员会、建筑物保存设计委员会、宗教经像法器审查委员会等9个委员会。按文物类别分设专门委员会，既便于发挥委员的学术优长，也有利于开展文物点查及整理等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