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吃甜食边破案：这个135公斤的“现代福尔摩斯”，怎么做到的？(6)

这些情况，公众是破案之后才知道。例如，他在1913年第一次杀人的真情，直到将近二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屈滕的相貌不算英俊，但彬彬有礼、有亲和力，而且爱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经常成功搭讪陌生女子。他喜欢在案发后混到看热闹的人群中，甚至与调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却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他看上去是个人畜无害的普通人。
当时的警方不擅长公关工作。警方没有向媒体披露很多重要细节，比如凶手有性变态心理，惯用剪刀，喜欢袭击小女孩等。公众既然对这些情况两眼一抹黑，就很难相应提高警惕，也就很难把怀疑聚焦到一个人身上。杜塞尔多夫警方一时间束手无策，只能收集群众提供的线索。这样的线索有12000条之多，至少有3条指向屈滕，比如屈滕的狱友指出他有类似的暴力行为。但幸存的受害者没有从屈滕的照片上认出他，屈滕的邻居也都认为他是个客客气气的老好人，警方没有在这条路线上继续追踪下去。
长期没有办法破解的连环杀人案，造成了轩然大波，再加上媒体的添油加醋，杜塞尔多夫地区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歇斯底里情绪。当地警方承受不了压力，中央政府的内政部成立了专案组，从柏林请来了甘纳特。正是他发明了“连环杀人狂”（Serienmrder）这个术语。
案子的转机始于一封送错的信。1930年5月14日，屈滕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附近转悠，寻找新猎物。他跟踪一位名为玛丽亚·布特利斯的年轻女仆，她在路上遭到一名男子的纠缠和骚扰。屈滕“英雄救美”，赶走了那名男子。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备，在屈滕的甜言蜜语下跟着到了他家。进屋之后，屈滕开始纠缠她。她激烈反抗，屈滕答应把她送走。经过一处森林时，他企图将她扼死，但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把她带到一处电车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把自己的遭遇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没想到这封信投递错了，收到信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将信交给了警方。
警方找到了布特利斯，让她去指认屈滕的住处。费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屈滕的房子，见到了屈滕，但没有认出他来。屈滕认出了她，察觉大事不妙，就离开了自己租住的房子。警方找到了屈滕妻子工作的咖啡馆，联系到她，了解到屈滕失业并且外出的情况，向他发出了传票。后来，警方高层有人批评了这种策略，认为这等于是向屈滕发警报。
屈滕回到住处，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受到警方传讯，在与妻子争吵时激动地说：“都是我干的！”他向妻子和盘托出了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动，建议如果万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杀。屈滕不肯自杀，决定离开杜塞尔多夫，暂避风头，约定与妻子于次日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