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曲，唱出中国最强音(3)

据信可知，冼星海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
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主席、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
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
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也有人记述：“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
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
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燃烧确实离不开一定的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
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
再则从结果来看，“吃鸡”较之《黄河大合唱》，还有可比性么？
当年延安物质条件太差，“吃鸡”方成一怪。

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吐出腾腾烟雾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
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
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
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
顷刻，掌声爆响。
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上，此时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同志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同志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后开始了默默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