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故事：让首任院长易培基含冤而死的盗宝案，真相让人唏嘘！(2)

至此故宫盗宝案爆发。
易培基面对这种莫须有的指责，10月14日宣布辞职，并且以平民身份反诉郑烈。但是易培基的“以退为进”策略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得舆论认为易培基的确有问题，不然为何要辞职？而且易培基五千余字，直指郑烈勾结张继夫妇“假借司法独立之权威，朋比勾串，贿买人证，蓄意诬陷”的反诉更是惹怒了郑烈。于是南京最高法院于12月3日下令通缉相关“案犯”，易培基被逼无奈之下只能逃入上海法租界避难。
没有了易培基阻碍，郑烈等人于是仅仅邀请两名珠宝商人就去上海突击检查故宫南迁文物。据随故宫国宝漂泊半生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提到：
一次，鉴定人指着一块红色碧玺说是红宝石，急得那志良赶紧请他再看看。这位老先生仔细看过后说：“我说错了，是红碧玺。”
要知道，红宝石与红碧玺的价格天差地别。那志良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
“我不指正他不成，他们写成红宝石，就算定了案，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怎么办呢？”
除了上面闹出的笑话外，那志良记录中将铜镀金认成纯金、玻璃料器认作玉石的例子，不胜枚举。
鉴定完珠宝，张继夫妇又找来书画大家黄宾虹来鉴定南迁文物中的书画作品。据《故宫审画录》记载，黄宾虹曾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对南迁书画文物进行了多达5次的大规模鉴定工作。
据当时的《国画》月刊记载，黄宾虹在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古画时期，每天至少要鉴定四五十幅书画。这样的鉴定速度可以说非常粗糙，这也引起了故宫文博专家的不满。
那志良在《故宫四十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颗珍珠，一块宝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内行人，所见一定相同。书画则不然。故宫博物院有书画审查会，时常有绝对相反的意见。法院只请了一位黄宾虹先生担任鉴定，难免发生错误。”
于是，在这样的鉴定下，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4年10月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开列的被告为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罪名为侵占、伪造、背售和妨害公务。宣称“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易培基女婿）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者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1496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