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故事，在小镇

2020年1月23日，湛江市徐闻县。一名店员在收遮阳伞。 /陈亮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小城镇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社会实体，应以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为动力推动小城镇发展。
彼时，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藩篱正逐渐被打破，他认为小城镇模式以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苏南模式、以家庭和联户企业等私营经济为核心的温州模式、邻近香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珠三角模式为代表。那时，国内的小镇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欧洲小镇却已声名斐然。
2000年年初，《小镇喧嚣》的作者吴毅对乡镇进行了田野调查。他接触的一位乡镇干部格外看重招商引资对当地的作用。
对方表示：“我们想通过改善市镇管理、美化市容来吸引外来人口和农民进镇居住。但目前这样做还要受到制约，因为农民进镇没有事情做，也就稳定不下来，只有有了企业，又有就业的机会，才有城镇。”

《小镇喧嚣》
作者：吴毅
出卖和租赁土地是当时城郊乡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然而，各地乡镇干部纷纷涌上，不落人后，中央为了遏制农地资源大量流失，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
吴毅在走访中窥得乡镇在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性：“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一种与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
在乡镇发展中，充满了乡镇政府政商合一、农民攻守同盟不让实利、外商讨价还价的权利纷争和丛林博弈。“开发政治”显然是一种左右逢源的智慧，要弥合城乡之间的认知差距、进行资源融通置换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