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记录者”吴松营：报道南方谈话我们做好了被双开准备(6)

邓小平走后，我心里最着急的还是如何抓紧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报道出去。23日下午，我和陈锡添一边整理稿件，一边讨论能不能采用“绕道走”的迂回办法解决，但尝试了几种办法都没有成功。
春节前，我向直接上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建议：不能直接发消息，就用评论文章的形式，既能够深入阐释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又避免“破例”违反宣传纪律。他支持我的想法。2月3日晚，厉有为等领导到深圳特区报社进行春节慰问，也强调，我们要写十篇八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
随即深圳市委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任组长，我和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绍任副组长，成员则从市委宣传部、政研室、特区报社抽调。经过集体创作，反复修改锤炼，形成了《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从2月20日起两天发一篇，一直刊发到3月6日。为了迅速扩大影响，我专门给香港文汇报通气，让他们同步转载。后来海内外许多媒体转载“猴年新春八评”，形成了强大的舆论。
新京报：《东方风来满眼春》是如何出炉的？
吴松营：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3月18日，深圳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影视纪录片和专题出书，都由我具体抓落实。
当时，我心里最着急的是长篇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我首先找到深圳特区报社长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由陈锡添来完成。
3月25日，陈锡添的长篇通讯写出来了。社长同他带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汇报。我和杨部长决定不看稿子，由报社把关。这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层层送审会拖延时间，误事。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来，不如放手支持报社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但是，当晚特区报社长区汇文还是给我打电话，反复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并说我是否应在文章上署名，挂特约记者。因为文章的素材来自记录稿，而记录稿主要是我完成的。
我说，“记录稿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的，但文章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文章发出去如果真有问题，我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如果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陈锡添署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引发社会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