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韦绍兰去世，她有勇气又宽容(2)

在影片里，老人逻辑清晰，语言平淡、简单。但随着叙述的深入，她会不由自主地捏紧双手，也会掩面而泣，最后怔然望向采访者，沉默无言。大多数人知道日军曾经在慰安所的兽行，却很难看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何走过余生。
2014年，郭柯继续与“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开始筹备新的纪录片。只是，数字从《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因为短短两年里，幸存者中就有10位老人相继辞世。就在《二十二》公映前两天，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也去世了。
母子赴日递交“请愿状”
回到2007年，随着韦绍兰公开身份，罗善学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消息传到日本，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多年的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来广西拜访他们。到了 2010年12月，正值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活动10周年，朱弘决定在纪念活动期间，带着韦绍兰母子赴日递交“请愿状”。罗善学对问起的村民说：“我要去日本找我爸爸。”

2010年，韦绍兰老人到东京出席国际活动，控诉当年日军的暴行。 张国通 摄
2010年12月3日，韦绍兰、罗善学、武文斌和朱弘一行抵达日本东京。12月5日，韦绍兰母子作为仅有的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在韦绍兰做控诉听证时，罗善学突然情绪失控，离开座位在台上向母亲长跪不起，直到与会工作人员将他搀回座位。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母子二人相继在东京、静冈、京都、大阪等地参加了多场“受害者证言集合”的活动。
罗善学也向时任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院议员的福岛瑞穗以及时任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战后补偿议员联盟的石毛锳子等日本政治家递交了“请愿书”。他在这份由妹夫武文斌代笔的“请愿书”中写道：“希望你们尽快展开调查。时间不等人，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注：当时准确年龄是九十岁），来日不多了，你们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