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者吴春红的人生下半场(6)

父母不让他回去，怕他伤心。他们隔三差五去出租屋看看吴春红，给他带点自家地里产的大蒜、葵花籽。但吴春红看见他们就哭：“妈妈，我冤枉啊。”然后就开始说案情，讲他的委屈，没人接话，他就长叹一口气。他的身体里好像灌满了苦水，不吐干净就不痛快。
上个月，吴母在出租屋陪他住了一夜，两个人挤在单人床上。吴春红又讲起他在狱中如何难过。吴母心疼儿子，又想起自己在外面的艰辛日子，也哭了一夜。后来，她不敢经常去看他了。

吴春红现在暂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儿女劝吴春红转移注意力，每天陪在他身边。也给他买了新手机，教他玩抖音。开始几天确实管用，吴春红每天起床就要刷一会儿。但他不知道流量要花钱，没几天，手机里的200多块钱话费就刷完了。他吓得不再玩。直到家里装了无线网络才重新拾起来。
但多数时候，他还是会突然就提起案子。“第一孩子中毒死亡时间和报案时间太矛盾，怎么第二个孩子中毒才去报案？第一个孩子中毒为什么不报案？”念叨起案件的时候，吴春红的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但聊起别的，他的脑子就混沌了。“你跟他讲家庭、庄稼，他好像没听见，也不回话。”吴母说，她怀疑吴春红“脑子坏掉了”。
“我这十六年只想这一件事了，忘不掉了。”吴春红解释，“你想不到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拿到赔偿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嗯，那是。”吴春红含糊地回答，马上又说，“那也过不去，这个事要带进棺材里了。”
他还保持在狱中的习惯，早上四五点就醒了，晚上八九点就得睡。站着的时候，他习惯把两手放在腰间，大拇指夹住裤腰。这是他在狱中最常用的站姿。
十六年没见的表弟知道吴春红回家了，专门从郑州跑来看他。年轻的时候，吴春红和他很亲近。但这次见面，吴春红显得局促不安。他问表弟，那边生意咋样？表弟回答，最近不好做。吴春红不知道怎么回答，话头一转，讲回自己最熟悉的案子和牢里的生活。没几句，双方就陷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