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林徽因(13)

应县木塔手绘稿
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倩」、「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采，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

独乐寺手绘图
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柚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这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母亲 30 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在优越的条件下，顺利地踏入社会，并开始获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显出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怀疑和探索。

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测绘唐代经幢
但这并不似当时某些对象牙之塔厌倦了，而又无所归依的「螃蟹似的」文学青年的那种贫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诚实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她看来，真诚，即如实地表现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这种真情的流露。
在远未受到革命意识薰染之前，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知识份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两者之间的「窗子」，对于像她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