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变恶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示录(3)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
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