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遗物整理师》：聆听，于无声处(2)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每一个人都注定要走向死亡——这是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的。那些付出爱也收获爱的人，即使死去，也仍旧活在爱他的人的记忆里——这是我们的情感告诉我们的。然而即使如此，死亡依旧是沉重的，是孱弱的现代人无法克服的永久创伤。面对至亲至爱之人也会死去这一事实，再强大的人也依旧会如可鲁一般恐惧彷徨，脑海中只剩下那一句“我不要你死”。
那么，面对死亡，人们还能做些什么呢？《遗物整理师》给出的答案或许是，坦诚相爱，有尊严地死去。前者是每一个有死之人在有限的生命之中所能做到的，后者则是逝者的亲友与社会应当帮助逝者做到的。
遗物整理师，就是这样一个帮助逝者有尊严地死去的工作。2010年前后，随着老龄化与家庭制度的松动，“孤独死”成为日本与韩国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为了处理这些无亲朋在侧的独自死去之人的遗物，遗物整理师这一职业相继在日韩出现。《遗物整理师》改编自韩国作家金玺别的散文集《离开后留下的东西》，而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一位遗物整理师。尽管由于推理元素的存在，《遗物整理师》中可鲁的工作经历似乎显得过分传奇，但现实中的遗物整理师确实承担着清理生活空间和生前用品，以尽量减少逝者死后给周围人造成麻烦的可能，分拣遗物交给遗属，保护逝者隐私，为死者留下尽可能体面的身后形象等等职能。心怀敬意地面对死者，作为遗物整理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也在提供着关于死后尊严的承诺。这一切固然不可能改变死亡的生理本质，但人作为一种意义动物，其死亡还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属性，有尊严的死事关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评价，对于每一个行走在生死之间单行道上的人而言都是莫大的慰藉。
《遗物整理师》中有一个颇有深意的细节，长大后成为了遗物整理师的可鲁，在抓周的时候握住的却是听诊器。生与死，治病救人的医生与面对死者的遗物整理师，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端，却在这个场景中有了奇异的关联。既然为生理的死亡附加有意义的社会仪式，是我们将死亡召唤为生之组成部分的唯一手段，既然有尊严之死是有尊严之生的最后保障，那么救生与慰死或许确实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故事的最后，可鲁亲手整理了父亲的遗物，正视了父亲的死。遗物整理师的工作于他而言早已不再是解谜游戏，或者被制定好的规则，他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因而拥有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尽管悲伤痛苦，但那些与记忆共鸣、饱含爱意的逝者遗物正于无声处诉说：眼前的一切毕竟证明着，他们曾经与我们同在，也仍将与我们同在。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