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3)

一个如此鲜活的理想，便如此悄无声息地在蛛网中涣灭了。
“努着力，作着口喊什么运动的名士大家所不屑真为的工作，血枯干到最后一滴，手木强，人僵硬，我们是完了”，但哀叹只能是哀叹。为了活下去，还要继续努力去讨生存。纸和笔，对于北漂少年来说，或许是最廉价的投入成本，但每个字，都是从自己越来越困乏的身体中榨出来的，“我为了一个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来看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然后等着或许自己的文字会出现在版面上，可以得到几块聊以度困的稿费，但成本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到较好的方法了。”
失落是惯常叩门的，北京的文坛是远非外面看到的那样开放。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总是摆出一副关心青年的姿态，谆谆劝勉并且也有力为沈从文这样的有志向学的青年人撑开一面庇荫伞。但这些占据了各大高校讲坛的文坛前驱们，已经和报馆的编辑们结成了一个个文学小团体，报纸副刊和杂志常常是自己和同仁发表作品的私人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这个实则排外的小圈子，假如无人代为引介便不得门径而入，不仅稿件无法发出，甚至还会受到无情地嘲弄和羞辱。多年后，沈从文依然记得执掌当时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晨报》副刊的主编、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在一次编务会上，把一大摞他寄来的未用稿件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衣袋中的铜元已到不能再因相撞而发响的数目了，本应再写一碰命运的信到陈先生那里去探探门房——他曾答应为我绍介一个湖南同乡的门房——的事情弄妥没有，再不然，便合再老起脸到郁先生处看看风色，但是，果真要拿这一枚双铜子买了半分邮花凑足剩下那半分去发信，明天可就无法进那又温暖，又不怕风，又不吵；又不至于像公寓中那么时刻听到老板娘大声大气骂儿子叫媳妇的老枭般声气，又有茶；又不至于像公寓中喝要开不开的半温水，又不……的图书馆了。”
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沈从文如此写道，他困顿已极，而疾病也恰当其时地不请自来，他病了，流着鼻血，但为了生存，也为了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希望，他继续写着，钢表上映照出他瘦小的脸子，“的确，两个眼睛都益发陷进去了，胡子是青了硬了，脸上哑白颜色正同死人一样，额角上新添了一道长而深的皱纹”——但他这一年实际年岁只有20岁。他还是个少年，他也有生日，在无人理会的角落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