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余则成”潜伏美国中央情报局37年并身居高位(5)

周氏回忆录中提到金无怠在成都燕大期间专心学习，不交女友。张澍智前辈告诉我：不对，他追求过一位女生的，而且是我的女友。但是没有谈成。也就不去说吧。（2018年5月19日访问张澍智的记录）
有张澍智前辈这个回忆，金无怠的燕大形象活跃起来了。
到蔡公期前辈那里，对金无怠的回忆就多了。他们同一学号，都是北京人，而且在燕京大学中同一个“甘霖”团契，蔡公期本人就是成都燕大时期甘霖团契的负责人。
蔡公期回忆说，我知道金无怠是1922年生人，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后，他没有马上到大后方复校（1942年10月1日开学）的燕大来上学，而是1943年上半年天气暖和时来到成都燕大的。
蔡公期说，这年金无怠到成都恢复燕大学籍继续读书，和他同时期来到燕大的有位同学名叫陈麟章。这位陈麟章是我在北平育英学校的初中同学，一起同班3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就去了南方，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没有想到1943年我们在成都燕大又成为同学。陈麟章在成都燕大和金无怠同住一个宿舍，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如果在此前后金无怠的经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话，有可能和陈麟章相关。
后来，蔡公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现在我不能确切回忆起陈麟章什么时候离开了燕大。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饶漱石在上海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麟章是他最为倚重的政治秘书。担任这个职务的应该是老资历中共党员。从这一点判断，进入成都燕大的时候，陈麟章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此时中共在燕大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的，所以我对陈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多。
金无怠来到成都燕大后立即恢复了在“甘霖”团契的活动，因为他于1940年在北平考入燕大后就是“甘霖团契”成员，活动相当积极。陈麟章则是新考进燕大的，他也参加了我们的“甘霖团契”。
成都“甘霖”团契原先由1938年入学的贾莼负责，贾毕业后有一位女同学短暂主持，1943年以后，就主要由我来主持团契活动了。我就在这时熟悉了金无怠。
金无怠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家庭有宗教影响，可能与他的父亲曾留学法国有关。金无怠在团契活动时对唱圣歌很熟悉，唱得很好。我们这个团契几乎每周活动一次，唱歌几乎是必有的。每次活动开始，我们都要唱圣歌，大意总是天下兄弟一家这样的意思。后来就慢慢唱起了抗日根据地传来的革命歌曲，金无怠都是和我们一起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