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3)

苦行僧的日子。
在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密密层层的洞窟中，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佛像雕塑形态各异，诉说着一个个幻化的神仙故事。
那些洞壁上的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虽然樊锦诗怕了那里的艰辛生活，可心里仍深爱着那些塑像和壁画。
1963年，她大学毕业时，敦煌研究所向学校要人，名单里有她。
父亲担心身体羸弱的女儿难以适应荒漠，便写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女儿去那么艰苦地方工作。
可是，那份信却被她悄悄扣了下来。
“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受前辈精神感召，樊锦诗义无反顾踏上开往大漠的列车，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
这次，她做好了扎根大漠的准备，吸取实习时留长发洗梳难的教训，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
时至今日，她依然留着短发。
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对外联系仅有一部手摇电话，可往往是断断续续，通讯极其困难，几乎与世隔绝。
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也要跑好远的路。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
“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半夜里，当房梁上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望着透过窗纸的清凉月光，她还是伤心地掉下了眼泪。然而，几行清泪，依然没能动摇她对敦煌艺术的炽烈迷恋。
经历了黑夜的凄凉和恐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每走过一个石窟，她都会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敦煌的美，她是永远割舍不下的。
一年后，在武大工作的恋人彭金章来到西北大漠看望她。
没想到，昔日未名湖畔读书散步的娇俏女子，在日日漫天黄沙中变得异常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