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有名，日本人选择原谅他的恋童性侵(11)

在这个高度耻感的社会里，被上位者侵犯的人总是处在实质上的舆论弱势。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反常识，但实际是，状告上位者会给别人添很多麻烦，而“添麻烦”就是日本社会最大的非道德。
2015年，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性侵，报警并提起诉讼后，媒体和社会送来重重压力，荡妇羞辱如影随形。
一段时间内，因为“太不安分”，她甚至无法找到工作。
历经长达8年的诉讼，她终于胜诉，法院判处山口敬之支付332万日元赔偿，但这完全不足以概括8年间她所承受的人生颠覆。
她的私照传遍社交网络、面容被P图成色情影像，而事件里另一个主角山口敬之在这场风暴里得到了最好的隐私保护，形同隐形。
同类事件里，默认更体面的做法是“适可而止”，让事情停留在并不太给人“添麻烦”的能量层级，一旦超越这条界线，就成了受害人“不懂规矩”。

我们常说，日本是个“同调社会”，如同沙丁鱼群，每个人都在窥看着别人的行动来定位自己。
这通常能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但当你试图逆行，它却成了碾压性的压力。
组织当年系列报道的《周刊文春》记者中村体会尤深。
轰轰烈烈的报道后，中村愕然地发现，原来振臂高呼的从头到尾只有自己。
紧接着，他被定位为了“危险人物”，传统报社、出版社和电视台都有意将他排挤出了圈外，他们说：“他是会报道这种东西的危险家伙。”
那一刻，中村意识到，在日本媒体界，事件的真相与公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守了大家共同的规矩：
“这23年，我始终处在绝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