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杰尼斯创办人的性丑闻，日本媒体为何沉默？(4)

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不需要从可靠来源寻求信息，因为他们已经被提供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些俱乐部还会为记者提供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停车位、免费电话、晚餐和交通。Mark D. West认为，这一制度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媒体报道的统一，另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日本精英媒体对丑闻的报道是经过过滤的——警察新闻俱乐部记者不能写警察的问题，检察官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不能写检察院的丑闻，足球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不能写打假赛的文章。报纸没有什么短期的动力去追求重要的故事。
这种模式也会延伸到体育和娱乐领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权力掌握在几家经纪公司和几位巨星手中，小报实际上也有类似于记者俱乐部的角色。每家小报都有一名代表全职依附于这些明星，并完全依靠他们提供新闻。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记者会先向明星核实，看他们是打算公开还是需要保密。记者如果不听话，信息来源就会被切断。

《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中的两位《周刊文春》记者 图片来源：豆瓣
虽然娱乐界竞争加剧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像杰尼斯等日本较大的经纪公司还是保持着巨大的控制力。这些机构不仅有能力影响节目的制作，有能力在周刊一类媒体中植入对自家明星的正面报道或对其竞争对手的负面报道，也可以买通可能报道丑闻的记者。以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保护自己和他们的明星。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作者清水洁在追踪案件时就曾遭遇难题，由于他所在的《Focus》周刊不是政府宣传型的“公共媒体”，清水洁也被视为“三流记者”，无法进入记者俱乐部，他提出的采访要求不被警方理睬。但也正是“三流记者”们，颠覆了媒体的信息等级结构。《周刊文春》编辑局长新谷学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在他刚入行的1989年，站在新闻圈鄙视链最顶端的是NHK，然后是大报社、电视台。他要去讨好报社政治部、社会部、经济部等部门的王牌记者，从他们那里捡漏进行报道。但在2004年，《周刊文春》曝光了2004年红白歌合战制片人贪污事件，各大报社和电视台蜂拥而至，变成了其他新闻机构的人来打听消息。新谷学意识到，“只有手上拿着消息的一方才有主导权，才能把控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