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摄影》：给忙碌人的极简通识指南，1小时读完的极简摄影史(8)

战后，达达派在巴黎和德国以团体形式活动。这些团体炮轰了“公认的”艺术形式。1920年，胡森贝克写道：“达达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和艺术做抗争，因为他已经看透了道德安全阀门的欺诈本质。”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却没被资产阶级接受，因此，对先锋派激进者来说，摄影是一种很适合的媒介。

约翰·哈特菲尔德《论社民党的危机党代会》（On the Crisis Party Congress ofthe SPD），1931年 柏林艺术大学
他将咆哮的虎头与代表社民党政客的肖像拼贴在一起，意在攻击社民党为资本主义效忠。
如同他们所使用的所有艺术形式一样，达达主义者对摄影的态度从不敬（如摄影中体现的那样）转为放荡无序、基调各异。在德国，约翰·哈特菲尔德、汉娜·霍奇、拉乌尔·豪斯曼是政治气息强烈的达达主义者，他们拓展立体主义来指引摄影蒙太奇的发展。他们依托这种技巧，身持不同政见，从报纸和杂志上剪接图像来讽刺魏玛文化。后来，哈特菲尔德激进的反法西斯作品使他名列盖世太保的“通缉名单”。
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达达主义者转向安德烈·布雷顿的超现实主义，标志着达达主义的衰落。到了1924年，达达主义者们实际上已经为艺术抹去了污点，并为文化挑衅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文化挑衅将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再次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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