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热情拥抱大革命的科学家们，终究难逃命运的改变(3)

对于文人而言，时局可以用大喜大悲来形容：喜的是风云变幻中机遇多多，悲的是过眼云烟后朝不保夕！从这一刻起，思想、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便得到了承认。大革命初期，各种刊物一时间纷纷问世，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成倍出现，旧的审查制度已被摧毁。选举机制也为以口笔谋生的文人提供了新的功名前途。霎那间，一群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蜂拥挤入这扇新开辟的机遇之门。然而，也正是文人共和国遭受了政治动荡的严重打击。由于国家和教会遭遇危机，由于权贵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原有的宫廷文化已不复存在。许多教士因其靠山倒台而失去俸禄和职位，教会财产的国有化更使一批神职人员失业，如今的他们沦落到无职无薪的境地。而一朝摆脱了各种旧管束，许多人顿时表现得十分偏激。譬如，布里索、马拉及卡拉等一批昔日受权贵关照并为之做事的文人，此时迅速成为狂热的革命者。
凡此种种的动荡不仅沉重打击了文化界，也几乎同样重创了科学界。巴黎的科学界曾欣然接受甚至热烈欢迎埋葬旧制度的各个革命事件。所有的科学家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支持1789年的各项革命原则，这些原则正是启蒙的精神主旨。况且，改革也是科学界乐见的。基于此，科学家们都加入了在首都巴黎建立的各个新式机构。譬如，制宪派的巴伊就担任了巴黎市长，而他绝非特例。1789 年 9 月，朱西厄在新的政府里主管医院事务，孔多塞则领导政府宪法的编写工作。其他人也纷纷进入尚由温和派主导的政府中。
不过巴黎王家科学院的院士中很少有人进入国民制宪议会，除了巴伊之外，就只有天文学家迪奥尼·杜·赛儒尔和拉罗什富科公爵了，这两位都是贵族代表。孔多塞和拉瓦锡都未能当选。尽管如此，科学家们都参与了国家事务的讨论。有些人还参与了“1789 爱国社”的活动，这是一个在 1790 年初成立的温和派爱国者俱乐部。该社设在巴黎王家宫殿的一间华丽套房中。会员集中了自由派贵族、金融家和文人，其宗旨是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进步。虽说该社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身科学家，但他们却发挥着主导性影响。孔多塞便是该社的灵魂人物，拉瓦锡则分管财务。其他出身科学院院士的会员还有佩里叶、蒙日、拉塞佩德伯爵、莫尼叶，以及荣誉院士拉罗什富科公爵。“1789 爱国社”的运作宛如一所研究院，它也发布公报、采用通讯会员机制，并鼓励实用性的发明。该社有志于影响议会和政府的政策，这正与科学院一直以来具有的顾问职能完全吻合。
此外，科学家们也在为国民议会的各个专项委员会出力。譬如，王家医学会院士图雷就进入了国民制宪议会行乞问题委员会工作，并给予了议长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卓有成效的帮助；维克·达吉尔则在 1790 年向卫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医科教育改革方案；拉瓦锡于 1791 年应税务委员会之请编写了一份国民财富评估报告；孔多塞及其他院士则为宪法委员会的塔列朗提供了许多建议和资讯，塔列朗有关公共教育问题的报告和度量衡改革的方案均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后来，国民制宪议会遂将推行新度量衡制度的任务交由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