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对身体自由和健康的威胁，都远远被低估了(7)

因此，虽然代孕过程中可能需要面对多种艰辛、风险和健康损害，代孕完成后也必须直面母子分离，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大多数代孕女性还是愿意从事代孕。而对于中介机构与医疗机构而言，完成一次代孕服务不但自己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身体上的风险与精神上的伤害，反而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巨额利润，这显然太有诱惑力了。代孕产业链由此促成。
中国卫生部（现卫计委）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实施代孕服务的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然而，在中国代孕产业化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在中国大量存在的代孕中介与提供代孕的女性，他们并不在此办法的涵盖范围内。依据权利本位中的权利推定规则，在法治社会中，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权利去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主动去干预。因此，政府依法只能处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从事代孕的行为，却无权处罚代孕女性与代孕中介。而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现行规定的处罚力度也非常微弱，与违法实际所得的十多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收益比，相去甚远。这使中国现有法律在规制代孕方面明显失当和乏力，成为导致代孕在中国产业化的制度根源。
本文内容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一书。原作者：刘长秋；摘编：安也；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李铭。
封面题图为电影《母语》剧照。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