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信念光辉照亮他的一生(6)

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总理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像我们身上给刀拉了一条口子似的。”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周恩来一次，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1949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60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恩来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尤其是经济工作，更应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主张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他历来要求领导人“要戒慎恐惧地工作”。郭沫若曾经向周恩来引述过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里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对周恩来作了由衷的赞美。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强调了既作为理论观点，又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的“真”和“实”这一最根本的内容。在他的思想方法中，真和实，既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他主张说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作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