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片《真正的查理·卓别林》，看一个成年人的自我定位(2)

“我们很早就知道的一件事是，查理·卓别林没有单一、可靠、稳定的版本，”斯宾尼说。“我们并没有试图将它们全部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太多了，而且它们并不总是相加。他以变色龙的方式向人们反映他们想要什么。”
理查德·梅里曼 (Richard Meryman) 于 1966 年在卓别林晚年日内瓦湖的家中为《生活》杂志进行为期三天的静坐采访的，那些采访的录音片段成为了一部浓缩的回忆录，并在卓别林回忆起他早年的磨难和艰辛时进行了坦率的评论。他父母的沉重债务导致他在七岁时被送往兰贝斯济贫院，他通过对舞台的天生爱好逃脱了这一困境。从舞蹈团和小型戏剧到杂耍中流砥柱弗雷德·卡诺 (Fred Karno) 带领下的一场突破性演出，无可否认的表演技巧使他摆脱了赤贫，并跨越大西洋进入新兴的电影行业。正是在那里，他首次变身为小流浪汉，他身无分文的不幸反映了他在伦敦中央区贫民学校的背景。

“这个流浪汉的角色，如此沉浸在卓别林自己的心灵中，似乎在传达他的童年、他的神经症和他年轻时的屈辱——它不断重演他在伦敦经历的创伤，”斯宾尼解释道。“这个角色也让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收入最高的演员，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坚定了卓别林继续向内探索的决心——内省的感觉，他如何将生活的纤维融入他的艺术。他从不满足于自己当下的成就。”
早期的无声热门影片《小子》让卓别林将他内心受伤的孩子投射到一个街头顽童身上，并给他一个年轻的卓别林梦寐以求的养育之家。育空冒险淘金热让他放纵了童年的想象力，老式的浪漫城市之光是他对有声电影的反击，他希望这些电影只是一时的时尚。他用现代工业化的喧嚣回应了大萧条的普遍绝望，并用希特勒的讽刺作品《大独裁者》解决了大屠杀的大规模毁灭。
“在他因凡尔杜先生而被美国机构和公众拒绝后，他回来制作了聚光灯，这是一个以流浪喜剧演员而闻名的音乐厅明星的故事，他的公众现在已经不再爱上了他，”斯宾尼继续说道。“他的生活形态与他的电影的时间顺序完全同步，我们为此感到幸运。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拘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