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母亲后来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11)

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
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
只有四十六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
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
“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
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
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