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曾有三次直接军事冲突，第二次中国险遭核武器攻击！(7)

苏联人一看中国有了准备，美国人又立场不明，实在是心里没底，虽然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但毕竟还没有爆发，于是苏联就有了缓和的姿态。当然，苏联的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难免在袭击中国后遭报复，这些都是苏联人想缓和局势的理由。于是就有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９月上旬借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提出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
1969年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叁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反映苏领导层内对华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９月１６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面对苏军的核威胁，我国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准备的同时，与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爆试验，向苏联和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胆敢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我们是有反击能力的。美联社就中国的这两次试验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中国氢弹爆炸
当然，我们的氢弹试验是由强5强击机空中投放成功试爆的，应该说是有实战能力的，但在实际战争中能否突破苏军的防空系统，还是未知数，当然不但我们不知道，苏军一样不敢打包票。
至此，中国的核武器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有了足以对苏联进行核反击的能力。
苏联在对实验评估后认为如果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将在中国发动的核反击中同样遭受难以承受的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