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整顿丨学党史：伟大的转折(4)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1972年，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军大部队来到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草塘）。面对波涛汹涌、吼声如雷的乌江，李德再次变卦。他提出，红军不要过江，而是在这里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找时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理由为“这是向（共产）国际报过，同意的”。犹犹豫豫的博古也赞同此说，形势又一次严峻起来。
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那座别具特色的被称为“一颗印”的藏式建筑中开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长途跋涉的队伍，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休整的机会。欢欣鼓舞的战士和兴高采烈的百姓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在紧张筹备中。

这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住在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少荃住宅内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也在紧张地为会议发言做准备。他们商定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与会者走进庄重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博古，他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他把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