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衰落共存丨许知远专栏(6)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
自从 1813 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卢克索，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七千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1849 年的最后一天，28 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