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前他留下这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2)

求学心切的陈延年先是进入在法国巡捕房附近开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法文，因刻苦专研、进步飞速，获得“法文极佳”的称赞。乔年年岁较小，由父亲抽空自教，并跟着哥哥学习，进步也很显著。兄弟俩孜孜不倦地学习法文，还加入了上海法文协会，这为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打下了语言基础。陈独秀素来主张新式教育，乐见兄弟俩发愤学习，“自创前途”。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同时迁往北京。个性独立的兄弟俩不愿同往，留在上海继续求学，开始了独立生活。陈独秀委托汪孟邹按月各支5元生活费。但当兄弟俩要缴纳震旦大学学费时，生活就十分困顿，往往吃的是粗粮饼，喝的是自来水。兄弟俩白天在震旦大学求学，晚上做工挣钱以贴补生活。据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回忆，“兄弟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
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致全面泛滥。上海是无政府主义重灾区，兄弟俩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交往甚密，也阅读无政府主义书刊。初具法文基础的兄弟俩甚至直接阅读了蒲鲁东、巴枯宁等学者的法文原著，十分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开始迷信无政府主义，甚至参加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

克鲁泡特金
恰逢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吴稚晖、李石曾为争取青年，扩大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多地建立分会和留法预备学校，各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乐意推动，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全国。兄弟俩决心寻求革命真理，毅然加入赴法勤工俭学队伍中。对于兄弟俩的选择，开始同情苏俄革命的陈独秀十分支持，但更希望他们去苏俄勤工俭学。但兄弟俩拒绝了父亲的意见，以无政府主义者自诩，应该前往无政府主义者发源地和集聚地法国。乔年还抓紧利用空暇时间，向英语水平较好的汪原放请教，短短一个月就掌握了简单的口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