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为什么要说“贪婪已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
四十年前，“经济人”概念和个人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人被视为天生的趋利动物，每个个体都会为自我实现而争取自身利益。同时人们相信，“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贪婪，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知识、财富、繁荣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
数十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和一场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一切。傲慢的“经济人”概念破产了：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在《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中，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回顾了西方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脉络，探问今日世界纷扰动荡的源头与出路。他们提出，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贪婪已死》
这里发生了什么？
摘选自《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英]保罗·科利尔 [英]约翰·凯 著
我赞美自己，我歌唱自己。
——沃尔特·惠特曼，《自己之歌》
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私的社会中，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一个可能更准确的表达是，近几十年来不少杰出成功人士信奉的、以功绩和名气为之正名的极端个人主义，在思想上已经站不住脚了。
人类天生是亲社会的，表现欲强烈的贪婪既让人不舒服，又具有传染性。无论是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张，特朗普、普京、博索纳罗的表现，还是真人秀明星和网红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关于“我”的。有些人渴望金钱，有些人渴望得到关注。而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也建立在类似的自私动机之上。这一切都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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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勾勒了从战后社群主义到个人主义崛起的全过程。1960年，肯尼迪击败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是社群主义政治的标志性声明：“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到了1973年，肯尼迪早已去世，尼克松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他首先重复了肯尼迪的观点：“让我们每个人自问—不只问政府能为我做什么……”他接下来说的就没那么鼓舞人心了：“……也问问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