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侠之大者(7)

”到了《神雕侠侣》中，郭靖更对杨过说：“行侠仗义，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对这些情节详加论述，他认为，义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而金庸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赋予了义新的内涵，“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小说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何平在《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中，则将侠义英雄与儒学相联系，称郭靖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
“如果有谁要我介绍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胡河清认为金庸小说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黄药师的桃花岛布满了与神秘星相对应的奇门五行机关，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汇集着道家智慧的精髓，黄蓉的美味佳肴飘动着中国食文化的香韵，一灯大师闪着灵光的一阳指则是佛法无边的标志。”《射雕英雄传》的人物塑造也接续着传统文化的沃壤，金庸曾说起“东邪”黄药师和老顽童周伯通的原型，前者来自“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嵇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后者则集聚了“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等”的形象，“他们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着天真。”
冯其庸是较早撰文称赞金庸小说的大陆知名学者。1986年《中国》杂志第8期刊登冯其庸的《读金庸》，热情谈及观感：“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并认为其在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行文与境界的文学性、奇而不奇的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几个方面虽是就金庸小说总体而言，但用于描述《射雕英雄传》也恰如其分。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1994年5月，主打学术文化的北京三联书店隆重推出36册《金庸作品集》。在经历了漫长而不无尴尬的“盗版史”后，这是金庸首次授权内地出版其全部小说作品。
促成此事的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后来坦承：“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最终使她下定决心的是两个考虑：一是“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经营状况窘迫、甚至需要租借地下室为办公室的三联书店，看中金庸作品带来的巨大现金流。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最终问世，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封面设计，定价688元，只做整套售卖。